香港烟民约80万，实施新例限制烟民吸烟，人们本来以为或会惹来反弹，但在条例生效前后只有零星反对声音，例如文化评论员梁文道数度撰文，反对将烟民“妖魔化”。香港烟民虽占人口14.4％，但对反禁烟运动的声援非常冷淡，条例生效后，反吸烟运动占尽上风，不少烟民乖乖接受法律制约，要吞云吐雾只得到街上，食肆内偶有违法者，都会被周围客人施以白眼，难怪卫生署副署长梁挺雄对条例执行颇为满意。
我们认为，条例实施效果良好，并非一纸法律一蹴而成，也不是政府单方面推动就可水到渠成，它是萌芽于80年代的反吸烟运动，经历多年累积，凝聚巨大社会力量，加上市民的法治意识，才有今日成绩。总结反吸烟运动经验，有以下3个要素：
（1）反吸烟运动策略成功。烟草产品祸害人所共知，医学界早证吸烟对个人健康和社会医疗构成重担，反禁烟人士的论点则从个人选择自由出发，力证只要自己负责，即使明知吸烟有害亦不应由他人禁止。这种拥抱自由的观点，在现代文明社会如香港有一定支持。但是，香港反吸烟团体90年代起主力宣扬二手烟祸害，重点是每年吸入二手烟致死人数逾千、配偶子女因吸二手烟患癌机会较一般人高，这种从「不损害他人自由」出发的运动，令信奉自由主义的吸烟者难以反驳，反吸烟运动因而抢占了道德高地。泰国控烟工作出色的其中一个因素是，民间地位崇高的反吸烟人士奔走官商之间，最后是庙宇禁烟，由此获得道德上认同，以致80年代至今，当地烟民数目减少二成。
（2）成功取得话语权。反吸烟运动一直以大众传媒为战场。50年代，《读者文摘》刊登多篇吸烟与肺癌有关的文章后，烟商开始推出滤嘴香烟，其后双方在公众形象上不断争夺话语权。香港的反吸烟运动在80年代扩大，由1982年强制烟包加上警告字眼，到1990年禁止电视和电台的香烟广告、92年禁止电影院播放香烟广告，后来限制烟草商赞助体育活动范围，其后更限制电视节目中的香烟镜头。连串攻势，使反禁烟人士的公共空间不断收缩，失去传媒话语权的烟草商更是节节败退，过往以强劲宣传令到烟草产品销量于8个月内急升5000％的情景亦成历史。
（3）市民守法意识较高，社会环境配合。虽然禁烟条例雷厉风行，但港府在立法过程中并非全力推动，本来构想的控烟范围亦小得多，它能够将禁烟范围扩展到室外，实是源于民间团体倡导，是立法会内政党服膺反烟正确的潮流才能成事。不过，落实扩大禁烟范围，并非条例写得完备，而是由于市民的守法精神。市民对禁烟范围意见不一，但一般来说，对经过恰当程序通过的法例，人们都会自动依从。我们认为，市民遵守控烟条例，是基于普遍反吸烟的社会基础，否则人人视法治如无物，控烟办的人手再多，条例都不会获得成功。
在亚洲先进城市中，香港是禁烟先驱，然而北望神州，内地烟民多达3亿，占全球最大的烟草产品消费三成，可是，由于不少地方的主要税收来自烟草产品，香烟品牌价值不菲，加上香烟专卖制度，禁烟之路仍然漫长。据港大在《英国医学杂志》发表的研究指，若内地未能及早禁烟，如今内地所有年轻人，可能有三分一最终死于吸烟。近年，不少内地城市都以香港的公共行政为学习对象，我们认为，香港反吸烟运动的经验更值得他们借镜，香港的反吸烟运动人士，应该考虑去内地推广可贵的香港经验。
来源：明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