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呐喊》是鲁迅的第一个小说集，写于1818——1922，当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后，新文化运动正在开展。鲁迅说：他呐喊几声目的在于慰藉那些在斗争中的“奔驰的猛士，使他不惮于前驱”。
《彷徨》写于1924——1925，。五四以后，新文化阵营发生了分化，原来和他一起参加新文化的人，“有的高升，有的隐退，有的前进”。当时鲁迅感到自己像游勇那样的孤立和彷徨。他在《题〈仿徨〉》一诗里说：“寂寞新文苑，平安旧战场，两间余一卒，荷戟独彷徨。”书名叫《彷徨》，表现他这一时期在探索革命的道路中，暂时的徘徊和彷徨的心情。
《坟》是杂文集，其中以《雷峰塔的倒掉》、《灯下漫笔》、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最为有名。鲁迅先生说，要给反动派“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，使他有时小不舒服，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十分美满”（《写在〈坟〉后》）。对反动派来说，这“一点”东西不但“可恶”，而且简直同“坟”一样可怕；对自己来说，既是战斗的纪念，又是“催我自新”的警策。所以鲁迅先生又说：“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，一面是埋葬，一面也是留恋”（《〈坟〉题记》）。
杂文集《热风》的内容多是反对封建宗法制度和旧教、旧文化，主张思想解放，提倡新文化，都是有感而发，有为而作的。鲁迅对社会一些弊病和一切不合理现象，一向予以热烈的深刻的批叛和讽刺，以促醒人们去改革社会。但是，时弊并没有马上消灭，他“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，我自说我的话，所以反而自称之为《热风》。”反映了他对社会改革的热烈愿望。
《野草》是一本散文诗集，共收录1924年至1926年间的作品23篇，“野草”二字含义颇深。鲁迅爱“野草”，却憎恨产生“野草”的黑暗的社会，盼望推翻这个社会，宁愿使“野草”与产生“野草”的社会一起焚灭。所以他在《野草题词》中说“地火在地下运动，奔突，熔岩一旦喷出，将烧尽一切野草，以及乔木，于是并且无可朽腐。”取名《野草》，既歌颂了革命者（包括作者自己）顽强的战斗精神和勇于献身的高贵品质，也反映了作者当时孤独、苦闷和愤懑的情绪（草生野外，不免有点寂寞）。
《朝花夕拾》写于1926的十篇回忆录，原名叫《旧事重提》，后来才改为朝花夕拾，大意是：早上的花，到晚上才拾起来。早上“带露折花，色香自然要好看得多，但是我不能够 。”这是指他中年时回忆青少年时代的往事的意思。
《故事新编》写于1922——1935年的八篇历史小说，“是神话，传说和史实的演义”，是把“故事”新编成演义，演义就是历史小说，它写的是古人古事，暗喻的却是今人今事，在“新编”古人古事的基础上，又表现了新的意思，可以说是新历史小说。
“华盖”一词指帝王或贵官所用的伞盖或车盖，又为星合。王褒《九怀•思忠》论云：“华盖七星，其柢九星，合十六星，如盖状，在紫微宫中，临勾陈上，以荫帝座。”迷信的说法，认为人若有华盖星相犯，必遭灾祸。鲁迅自嘲诗：“运交华盖欲何求，未敢翻身已碰头……”鲁迅当然是不相信迷信的，他是借来说明自己身处困境，备受迫害。一本杂文集取名为《华盖集》，正是揭露了反动势力实行残酷统治的罪行，并表示了对这种残酷统治的嘲讽式的抗议，其中又隐含着虽身处险恶的环境，也要坚持斗争的意思。
杂文集《而已集》共收录1927年的作品29篇。鲁迅在“题词”中这样写道：
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，
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。
泪揩了，血消了；
屠伯们逍遥复逍遥，
用钢刀的，用软刀的。
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。
连“杂感”也被“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”时，
我于是只有“而已”而已！
这是对蒋介石发动“四•一二”大屠杀的抗议，也表现了鲁迅大无畏的革命精神。这些杂感就是战斗的武器，他要用这个武器向反动派进行不停的战斗——如此而已。其中当然也有感叹，但更主要的是表示对反动派残酷镇压革命者、压迫革命文艺的激愤和蔑视。
《三闲集》也是杂文集，共收录1927年至1929年的作品34篇。其内容既有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揭露，又有对自己的解剖，也有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论争。当时曾有人写文章，批评鲁迅的《小说旧闻抄》说：“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，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小天地中自己欺骗自己的自足，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，闲暇，第三个闲暇。”鲁迅则借这三个“闲暇”，把书名定为《三闲集》，显得非常幽默。
《二心集》共收录1930年至1931年的作品37篇。这些作品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批判和对革命文学的论述更为深刻，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和观点，其中《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》、《“丧家”的“资本家”的乏走狗》、《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》等篇最为著名。这些作品遭到了敌人更疯狂的攻击，鲁迅也面临着更为严重的迫害。当时有一篇《文坛贰臣传》，矛头对准鲁迅，鲁迅也就公开承认自己是旧营垒中的“逆子贰臣”，同反动派不一条心，而是有“二心”的。
《南腔北调集》共收录1932年至1933年的作品51篇。鲁迅在编这个集子时，忽然想起一个署名“美子”的文人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他“很喜欢演说，只是有些口吃，并且是‘南腔北调’……。”便借此感慨道“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，不会打响亮的京腔，不入调，不入流，实在是南腔北调。而且近几年来，这缺点还有开拓到文字上去的趋势……。”故取名《南腔北调集》。
《伪自由书》是杂文集，共收录1933年1月至5月间的作品43篇。“九•一八”事变后，鲁迅把斗争的矛头同时对准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。当时《申报》有个副刊名为“自由谈”。所谓“自由谈”，其实在当时是不能“自由”去谈的。鲁迅在这个副刊上发表文章时，经常换用笔名以迷惑敌人。在本集《前记》中写道：“我知道‘自由谈’并非同人杂志，‘自由’更当不过是一句反话，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。”所谓自由谈，不过是虚伪的点缀罢了，鲁迅才取了伪自由书的书名，这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所谓“自由”进行辛辣的讽刺，也是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无情揭露。
《准风月谈》共收录1933年9月至11月的作品64篇。这些杂文陆续在《申报》的“自由谈”副刊上发表过。1933年5月25日，该副刊的编者登出一则启事：“这年头，说话难，摇笔杆尤难……编者谨掬一瓣心香，吁请海内文豪，从兹多谈风月，少发牢骚，庶作者编者，两蒙其休。”当时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，到处张罗文网，说话，写文章稍不留意极易遭迫害，所以编者劝作者多谈风月，莫谈国事。但鲁迅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战斗，他不断变换笔名，“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。”他说自己的文章“仍旧不能正如尊意。”。鲁迅用各种笔名继续在自由谈上发表了不少富有战斗性的杂文，搜集起来，把国民党删掉部分补了上去，取名准风月谈，即不是真正的风月谈，或只准风月谈。
《花边文学》是1934年写的杂文集，鲁迅说：“花边文学”“这一个名称，是和我在同一营垒中的青年战友，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射给我的。那立意非常巧妙：一、因为这类短评，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往往围绕一圈花边以示重要，使我的战友看得头疼；二、因为‘花边’也是银元的别名，以见我的这些文章是为了稿费，其实并无足取。”这个所谓的战友是廖沫沙，他化名为“林默”发表《论“花边文学”》的文章，攻击鲁迅。鲁迅有意取这个名字，表示讽刺。
《且介亭杂文》共分三集，是鲁迅后期杂文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内容广泛，思想成熟，科学性、战斗性都很强。写作这些杂文时，鲁迅住在上海四川北路山阴路亭子间。这地方是当时帝国主义越出租界范围用以修筑马路的区域，叫做“半租界”。于是鲁迅就取“租”字的右半边而成“且”，取“界”字的下半部而成“介”，再与“亭子间”的“亭”字，合成“且介亭”这个名称，意即“半租界的亭子间”。这不仅点明了这些文章的写作时间和地点，也暗示出写作这类文章时的社会环境《集外集》。
《集外集拾遗》 收集了1903——1936年间，所有未编入集子的小说、论文、杂文、新诗、旧体诗、序言、后记、启事、广告等到文章。前者是别人编辑，鲁迅写了《序言》，后者鲁迅编辑未完而去世，书名是他定的，由许广平一九三八年编成。
